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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8月中旬，我又接到了中央档案馆穆同志的电话，说是又有新发现，我马上来到中央档案馆，看看这次又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穆同志给我找到了更多的史料，其中有延安大学给西北局组织部的通报（1943年）；有晋察冀中央局致中央关于自然科学院和胡耀邦同志留此的电文。（1945年）；有盖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公章的合并、任命通知。（1946年）。这3样资料简直太珍贵了。第一件资料详实地记录了自然科学院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在1943年4月与延大、鲁艺、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院合并成新的延安大学，上面有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周扬的亲笔签名；第二件资料是一封晋察冀中央局给党中央的电报，上面真实地记录了自然科学院迁移到张家口后无法到东北去，请示中央留在张家口继续办学的具体经过；第三件资料更为珍贵，是一份任命文件，主要反映了学校在张家口与工科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新的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并任命原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为学校校长，上面盖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大红印章。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解放前带红章的学校领导任命文件，显得弥足珍贵。

　　看完这些资料后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对穆同志说：“简直太感谢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多收获。不说别的，告诉刘处长，我请大家吃饭。”穆同志也非常高兴，对我说：“看起来我们没白忙活，只要您满意就行。吃饭我们可不敢去，我们这儿要求可严了，您的心意我领了。”我看她这样说，明白这是他们的纪律，也不好勉强，只好将来再找机会表达谢意了。我看着这些宝贝问道：“还会有其他发现吗？”穆同志摇了摇头说：“应该不会有了，我把能查的都查了，有的东西我无权看，也没辙。您回去后再想想，如果有更清晰的查找线索再来找我们，好在您也知道查询办法了。我先把这些资料和上次的一起做签报，等批了以后您就可以复制了。”我一边道谢一边离开了中央档案馆接待处。至此，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两个多月来的辛苦没白忙活，长年来的疑惑终于有了可喜的结果。我终于可以向领导报喜，向老一辈校史专家汇报收获了。我回到学校，开始了踏实而又幸福的等待。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期间我经常盼着早点儿接到中央档案馆的消息，但人家不来电话我也不好意思催，因为我知道这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反正心里有数了，倒也不是很急。一天下午，我终于接到了穆同志的电话，我问她何时能去拿，她在电话里说：“那一批文件已经批下来了，随时可以来办手续。但是最近我们又发现了一件与自然科学院相关的文件，不过比较麻烦，有领导人签字，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看。”我一听又有新发现，不禁来了精神，赶快问：“什么内容？”穆同志回答：“不能说。”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的签字吗？我看是否有必要等那么长时间，因为我这里挺急的。”穆同志那边无奈地一笑：“也不能说。这种文件有点麻烦，需要我们利用部上报给馆领导批准，馆领导批准后还要上报中办，中办再让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批，等各部门批了以后才能给您看。转一圈下来几个月或半年都没准儿，如果不批，您就白等了，您看还等不等？”我一下子有点儿惶恐，什么东西这样神秘？什么都不能说，还要中办批准，还要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批，还要等这么长时间，还可能什么都看不到。我心里嘀咕着，但嘴里赶快回答：“我等，我等，只要有用，等多久都没事，您多费心了。”对方回答：“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去办手续，您等着吧，有消息通知您。”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这次等待和以往不同，让我百抓挠心。因为这次等待太神秘，太没谱，太有可能失望，我又无从选择，不过我心中有种预感，可能有一种神奇在慢慢向我靠近。一转眼我等了三个多月，寒假里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陪孩子练钢琴，突然接到了穆同志的电话，说文件批下来了，可以去看。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来到了中央档案馆接待处，这一回是刘处长亲自接待的我，刘处长见到我笑了笑说：“真早呀，这么急？小穆今天有事，告诉我您上午来。这个文件批的还挺快的。”然后递给我两张纸说：“我看了半天，字认不全，肯定跟你们有关系，您先看看吧。”我一边道谢一边接过了文件，心想：这到底是什么宝贝？让我等待这么久，然后仔细看了起来……

　　这是两张毛笔写的报告，纸上的字大部分还算清晰，但因为是手写繁体字，很多字认不清楚。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上边写着：“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并以吴老为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报告的台头是：“书记处诸同志”落款是：“富春，三月十五日”我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是当时的李富春院长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吗？这上面说的是自然科学院成立时的事，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我能见到自然科学院的诞生历史吗？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感觉脸都热了起来，连忙问刘处长：“这是哪一年的文件？有哪一位领导人的签名？”刘处长说：“这是1940年的文件，上面应该是毛主席的签名。”然后在第一页纸的右下方指给我看，说：“这就是毛主席的签名，并写：同意。这个签名一般人认不出，像当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著作上的签名都是这样的。”我一听简直高兴坏了，这是一个奇迹的出现，这是一个历史的诞生！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毛主席与学校直接相关的签名。根据我对澳门太阳城app历史的了解，在学校70年办学过程中，现在能见到的毛主席与学校建设直接相关的签字、照片、证物一个都没有，这是学校作为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大学一个巨大的遗憾。今天这个遗憾终于被我打破了!我太激动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创造了澳门太阳城app校史研究上的一个奇迹，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顾不得再仔细看文件的内容，赶快告诉刘处长这是一个异常珍贵的发现，什么都不说了，赶快办手续，我要拿回去仔细研究。刘处长看我激动的样子也高兴地对我说：“看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么重要的文件真让您找到了，行啦，马上办手续吧。”我说：“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没有你们的辛苦和热情，我怎么能看到这些宝贝呢？”刘处长说：“您太客气了。”我按着刘处长的指点，连同以前的文件，填了很多表格，签了很多字，到底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心中只想着：赶快拿走，快点儿回去研究。好像怕到手的东西飞了似的。临走时，我把带来的几套理工大学纪念品送给了刘处长，说请你们吃饭你们也不去，这就算表达一份谢意吧。刘处长推辞了半天终于收下了，还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再联系。

　　我如释重负地走出了利用部办公大楼，一身轻松，一身欢喜，这次终于踏实了。我坐进了自己的汽车，打着了火儿，车还没启动，我又忍不住拿起那两张最珍贵的宝贝再看看，生怕有什么闪失。我看着看着，突然皱起了眉头。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两张纸我根本读不下来，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字能认识三分之二就不错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天呀，这么重要文件如果读错了怎么办？有些字这么模糊谁能认得清？我要是出了这个门，可谁都帮不了我呀。我想到这儿，马上熄了火，拿着文件又走回了利用部接待处。刘处长看见我又回来了很是诧异，问：“怎么又回来了？忘什么东西了吗？”我说：“不是。出了门我仔细看了看全文，才知道我根本读不下来，回去也没戏，您能帮我看看吗？离开您这儿我可没辙了。”刘处长一听这话赶紧摇了摇头说：“不行，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也认不全。这都是手写的，每个人的写字习惯都不同，除非家里人、熟人，别人还真不好认。”我一下愣住了，刘处长说的对呀，除非和李富春院长熟悉的人，其他人谁能保证都认全啊。但是富春院长已逝世30多年了，这份文件已经有70多年历史了，我该怎么办呢？刘处长看我一筹莫展，就对我说：“要不你找个老同志问问，老人对繁体字熟悉一些。”我一想：对呀，这倒是个办法。我看了看接待处阅览室里还真有个老先生，就走过去谦虚地说：“您好，老先生。我们年轻人对繁体字不熟，有些字不认识，您帮着看看好吗？”老人家很是热情，拿过那两张宝贝认真看了起来。别说，还真帮我认出几个我读不懂的字，但是怎么读，也还是读不下来全文，最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哎呀，这些字太草了，我也认不全。这必须要找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老人家一抬头，好像有什么发现，用手一指对我说：“你去找那个人，她是中央文献室的，看看她行不行。”我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阅览室的窗户旁坐着一个看起来较瘦弱的老太太，满头银丝，带着一付褐色的老花镜。我谢过老者后，拿着文件就向老太太走去。

　　我向老太太问过好，把我查找文件的目的、经过简单介绍了一遍，并着重强调了能读懂这份文件不单纯是认字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那段历史。老太太安静地听完我的话，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口说道：“哎呀，现在的年轻人能关心那段历史真是不容易，你还真行。好吧，我来看看。”说完，就仔仔细细看了起来，并带着我一字一句地往下读。这一读可不要紧，仿佛时空倒回了近70年，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浮出纸面，学校早期人事安排的复杂程度让我惊愕不已，自然科学院受中央重视的程度前所未见。下面就是那段费尽心机研究出的文件全文：
书记处诸同志：

　　一、为着出版发行工作更多的与各报纸编辑部取得密切联系与合作，提议，扩大出版发行部的委员：李富春、王林、祝委澄、向叔保、吴亮平、肖向荣、叶季壮、李卓然、陈伯达、曹若茗、刘光、周扬、张君远，十三人，请决定。
　　二、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并以吴老为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本已由书记处同志传观决定，但王明同志意见：吴老事已多，不宜兼任多职务，要我任院长，我事多，且能力不够，是否可另找人兼任，如谢觉哉或李六如同志兼。（已划去：李兼好——毛）（已划去：同意李六如兼——陈云）
仍决定富春兼。
　　自然科学院已根据书记处同志的批准及毛主席提出的指示正在进行。
敬礼
　　另通知一纸请抄阅
　　　　　富春
　　　　　三月十五日

　　批示内容：
　　1、同意——毛泽东
　　2、须根据边区财经工作经验，多给各地方具体指示，过去太少了。——毛泽东
　　3、同意——洛浦（张闻天）
　　4、同意——陶（铸）

　　文件的第一段和学校没有什么关系，因为1940年李富春同志还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部副部长和出版发行部部长。第一段主要说出版发行工作，但作为历史文件我觉得有必要展示它的完整性，所以也全都校正了出来。要不是老太太帮助，我连人名都认不全。

　　第二段太珍贵了。没想到，自然科学院的院长人选最早是吴玉章老人，其次还有谢觉哉、李六如。吴玉章、谢觉哉都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李六如也是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曾在延安任毛主席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共中央财经部副部长。特别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李（六如）兼好。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明确表态：“同意李六如同志兼——陈云”。按说1940年3月的时候，在组织程序上党的最高领导者是洛浦（张闻天），但共产国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确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在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央一把手签字了，中组部部长签字了，按说自然科学院的院长应该是李六如。但是，在书记处集体讨论的时候，书记处的会议结果还是决定由李富春担任自然科学院的院长。这说明当时中央最该级别会议的民主作风是非常好的。最终，毛主席在报告最前边的地方签署意见：同意——毛泽东。在一个很不起眼儿的地方，张闻天也签字：同意——洛浦。毛主席签字的左下方还有陶铸同志的签字：同意——陶。（另外文件上还有一些书记处成员签署的与自然科学院无关的意见，就不一一解释了。）

　　说到这儿还有个插曲。我和让人尊敬的老太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把文件理解得差不多了，但是有几个关键字怎么都认不出来。就是“仍决定富春兼”这几个字，这是此份文件中的核心。当时因为字迹太草了，怎么都猜不出是什么字，老太太也被难住了。老太太左看右看了半天，一会儿沉思，一会儿摇头，最后突然说道：“我知道了，这是：仍决定富春兼”。她指着文件上的落款说：“你看，这两个字和富春的签名是不是很像，前后连起来不就好理解了吗？”经老人这么一说，我也茅塞顿开。可不是吗？最难认的两个字和富春的签名对照起来看，完全可以看出就是“富春”两个字。真不愧是专家呀！至此，所有问题都圆满解决了。到了此时，我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老太太的尊姓大名，老太太告诉我她叫王霜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研究了一辈子党史，整天和早期领袖的文件打交道，很多领导人的字体她都不用看签名就知道是谁的。最后还自豪幽默地伸出了大拇指说：“小伙子，你好福气，算是遇见我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所有人当中，论认难字、怪字，我是这个。（用大拇指表示第一）”当时我激动、感激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只能化作一句话：“太感谢您了……”这个可爱的老太太最后对我说：“这份文件很难得。就两张纸，有这么多领导人的签字，包含了这么多内容，让你得到真不简单，回去好好研究去吧。”这时刘处长也走了过来，和我一起向老人家致谢，并说：“看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您得了。”老人家高兴地回答：“行！只要我活着就没问题”。我告别了老人家和刘处长，幸福地满载而归。

　　这就是那段难忘的经历，3年多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还都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现在，我已经成为了校史馆的馆长，最后发现的那两张毛主席签字文件已经成为了校史馆的镇馆之宝。到目前为止，已有上万人在校史馆中见证了那段珍贵的历史。这次异常珍贵的发现之旅会带给我一生美好的回忆。

一次异常珍贵的发现（下）